她了解男人，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
自称“死了亦能写作”的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去世两年多了，我们不知道她在坟墓里是否像她生前所说的那样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但在她已经告别了的人世间，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各地，她的70
多部作品仍在热销，爱读她的作品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法国，杜拉斯去世后，纪念她的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1997年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的《闺中密友》（中译本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就充满了对杜拉斯一生的回忆。
《闺中密友》的作者正是与杜拉斯密切交往了30年的女友米歇尔·芒梭。70年代的一个冬天的傍晚，米歇尔·芒梭在巴黎的王子先生大街上与杜拉斯相遇，那时她几乎认不出杜拉斯，当时的杜拉斯不像个少女，倒更像个乞丐，像一个在城里迷了路的疲惫不堪的农妇，她用粗俗的语言一遍一遍地说她烦透了，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有间谍跟踪一样。她说年轻人喜欢她，她儿子乌达的同学们喜欢她新近出版的两部小说：《阿班·撒巴拿·达维》和《爱情》，这一点令她感到欣慰，可她受不了评论界的寂然无声，这两部作品连《广岛之恋》出版后招来的嘲笑和《洛尔·瓦·斯坦的内心喜悦》出版后遭受的抨击都没有。她为此感到孤独。她的镜片后面闪着光，不知道是不是泪光。但玛格丽特·杜拉斯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让人打倒的人，她很快又重新投入战斗。那时，米歇尔·芒梭仍过着幸福的婚姻生活，杜拉斯对她没有太大的兴趣。没有堕落的女人或不够狂热的女人让她感到厌烦。米歇尔·芒梭被丈夫离弃后，她们的交往才密切起来。她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可能是爱情。在杜拉斯看来，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但她又认为，如果活着没有爱，心中没有爱的位置，没有期待的位置，那是无法想象的。在谈到女性时，她认为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她从来也不想做男人。她不喜欢那种让所有的男人神魂颠倒的狐狸精式的女人，她说那种女人只有在制造悲剧时才可爱，在重罪法庭上她们才会令人敬仰。她了解男人，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对于夫妻关系，她认为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她还认为，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她更看重爱情，她说过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四十五次更加重要，更有意义。米歇尔·芒梭和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两位女作家亲密交往达三十年之久，有人借此怀疑杜拉斯是同性恋者，殊不知，她对同性恋深恶痛绝，把同性恋比做像癌症一样是一种必死无疑的疾病。
杜拉斯经常感到绝望和不幸，但她并不忧郁、伤感，她更像乔治·桑一样能一本接一本地写书，但却像普通女性一样不能放弃对男人、对植物、艺术、食品的喜爱。她早年公开与丈夫、情人一起生活，晚年与比她小四十岁的杨·安德拉的黄昏恋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杜拉斯与杨这一老一少的情人上演了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杨在此期间曾多次企图自杀。1991年，快80高龄的杜拉斯仍能充满激情地写出《中国北方的情人》，也许与这段恋情不无关系。
现实生活中的杜拉斯是非常专横的，同杨在一起的时候，她说青橄榄是黑色的，杨就只能说青橄揽是黑色的。她住的房子窗前有座丑陋的城堡，人们可以拿她酗酒开玩笑，但她绝不容许别人影射那座城堡。只有她的儿子可以在她面前狂妄自大。
生活中的杜拉斯是矛盾的，她害怕家庭生活，害怕别人强迫她做家务，她实际上却是很爱做家务的，做得一手好菜。她非常自信，这使她更加才华横溢，可她在谈到自己时却流露出遗憾：“我长得太矮了，太平庸了，大街上永远也没有人回头看我了！”她曾拒绝在“像垃圾桶一样”的电视上露面，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常常摘下眼镜，戴上帽子，接受采访，为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头版头条上而兴奋不已。
身为作家，杜拉斯对写作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看法。她喜欢只写过一部小说的作家。她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圣经》、米什莱、夏多布里昂、卢梭、帕斯卡尔、勒南的《耶稣传》、《克莱芙王妃》、拉辛、波德莱尔，她觉得萨特和波伏瓦都不是作家。她常说：“作家是难以忍受的，他杀人、做坏事”，“写作是自杀性的，是可怕的，可人们仍在写”，“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杜拉斯是个非常复杂的女作家，我们随米歇尔·芒梭一起走进《闺中密友》，也许能走近杜拉斯，更深地企及她所指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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